1987年8月到1988年2月24日期间，柏森蓄谋使用电子的、机械的，或者其他设备窃听人们在电话线上的通话，并且利用电话测试工具，将这些通话与第三根电话线任意联接起来，造成泄密。 

　　1987年5月5日，卡文·柏森非法侵入贝尔电话公司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并且非法占用了别人在网络的电子信箱，并且使那些本该发给用户的电子邮件却都传到了柏森那里，其中包括给联邦调查局一位高级侦探的电子邮件，而且造成了泄密，危害国家安全。 

　　1987年10月30日，卡文·柏森伙同罗伯特·吉利非法进入了由军方管理和使用的美国陆军MASNET计算机网络系统，严重地威胁了国家安全，鉴于两位黑客并没有进行破坏性的活动，法庭判决从轻发落。 

　　1988年1月25日和1988年7月24日，柏森盗窃了贝尔电话公司分配给联邦调查局的电话通讯电缆的组号和地址，并且试图将这些组号和地址向整个因特网上公开，严重地破坏了联邦调查局的保密性。 

　　1988年1月12日，卡文·柏森在加州北部的圣克劳尔县非法截取了一个有关国家安全的标有“机密”的电子文件，该文件是美国空军司令部发给加州联邦政府机构的，但是由于柏森截取了该电子文件，致使加州联邦政府并没有及时地收到这些文件，同时柏森非法占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的文件严重威胁了国家安全。 

　　1987年5月5日，卡文·柏森利用一个假名和一个错误的社会安全号码蓄谋进入贝尔电话公司的网络系统试图进行欺诈活动。 

　　在柏森长年的黑客生涯中，可能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他到底进行了多少次黑客活动，进行过多少次欺诈活动，进行过多少次盗窃活动，他的许多黑客行动可能至今也不会被联邦调查局的警探们所知道，但是已被发现的黑客行为已经足以让加州的地方法庭花上几个月的时间对他进行审判了，直到几个月后柏森被投入了监狱过上了他长达五年的监狱生活，并被禁止在出狱后的三年内接触计算机，哪怕是摸一下计算机键盘也会使他重新回到监狱。 

　　柏森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可能不能简单地按金钱来估计，他的黑客活动给贝尔电话公司造成的损失可能就有上百万美元，他给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就不可用一百万或一千万美元来估量，那些为侦查柏森害整天不停奔波的警探们、国家公务员们还有法官们所付出的代价也很巨大。 

　　因此，我们可以送给柏森一个“雅号”：有史以来最臭名昭著的黑客。 

　　1990年9月5日，卡文·柏森给审判他的法官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法官罗根先生： 


　　我写信给你是因为你即将给我编制一个以“黑色幽灵”为题，称我为“不解之迹”的法案。另外，我听说安东尼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已经准备了一些戏剧般的断言要在法庭上对我进行攻击，这些与我有密切联系的戏剧般的断言使我不得不给你写这封信。 

　　听说我的犯罪档案中包括了非法入侵计算机系统，也就是“黑客”，公诉人和调查者们也准备以一些黑客行为来对我进行起诉。 

　　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很多黑客行为已经成了公诉人对我起诉的案例。其中有闯入航空航天局的计算机网络系统，蓄意在于并造成了1990年贝尔电话公司的交换机网络瘫痪；蓄意通过对计算机网络的控制改变人造通信卫星的运行轨道；公开贝尔电话公司第911号网络的细节，威胁了东南部居民的个人通信安全，很多起诉其实都没有先例，而且也没有人曾因这些黑客行为而被判有罪。在最近的一个案例中，一个密苏里州的男子被控通过贝尔电话公司的第911号网络偷窃了价值8万美元的秘密文件，而后来的法庭却放弃了对他的所有指控，因为调查表明这个文件不仅无关紧要，而且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到贝尔南方公司里花上十美元就可得到这些文件。 

　　那些对我极为不利的断言使我只有付出巨额的保证金才能得以保释，这实际是使我根本不能得到保释，这帮公诉人又迫使新闻界把我的案子当作毫无新闻价值的案子不予报道。 

　　在以往的同类案例中，一旦嫌疑犯得到了澄清，他们就可能重新过上以前自由自在的生活。现在，报纸主要文章和晚报的头版上都在对我的巨额保释金提出质疑，公众正在对我的行为进行评价；他们会对我的控诉从他们公正的角度发表看法，并做出公正的裁决。 

　　法官大人，我现在还不能肯定你的法案中怎样对我进行控诉，但是从我听到的控方律师对我即将进行的控诉中了解到，你很可能会以律师编制的戏剧般的控诉中描绘的形象来看待我，你会给我定一个罪名来让你的所有观众都相信我确实犯了控方律师们所编制的犯罪行为，即使最终我会被澄清并没有做过像控方律师们所讲的那样危害国家安全和间谍罪之类的犯罪事实。控方律师所讲的“卡文·柏森闯入了计算机网络系统并且偷窃了军事机密”的断言将在你的一千多万观众脑海里形成一个对我极不利的形象：柏森是一个大间谍。人们先入为主的思维习惯将极大地影响我以后的生活和职业生涯。 

　　从法律的角度出发，如果你对我控诉的条款中有一些最终被证明是无证的话，按照加州法律我可以以“侵犯隐私权”反控你。不久前就曾发生过这样的案子，有一名男子因为杀人而被关进了监狱，对于这个案子CBS电视台曾进行大肆渲染，甚至包括像杀人的动机都做了长篇累牍的报道。但是对该男子最终的调查表明：他杀人完全是为了自卫，结果这名男子对CBS电视台提起控诉并取得了成功。 

　　别指望着要让我相信这些无中生有的指控，我已经做好了上庭辩论的准备。实际上，最近的一些政府舆论中一些不和谐的辩论已经开始出现。纽约时报的文章引述了几名计算机安全专家的评论说：“柏森并不能算是一名最好的黑客，他进入贝尔电话公司的网络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在对柏森的指控中称他能够自由地出入政府的计算机系统和电话局的网络可能不太现实。” 

　　当然，我还没有看到你给我准备的法案，我完全依靠你来给我做一个公断了，也许你对政府给予我的指控持怀疑的或者肯定的态度，如果你完全相信对我的指控，那就把我的信当作一段冒昧之词吧。 

此致
卡文·柏森 


　　从这封信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卡文·柏森还是一个趾高气扬的傲慢小子，而1995年他给法官写的第二封信则充满了忏悔之意。 


　　亲爱的瑞尔大法官： 


　　我给你写信是想向你请求一些事情，在此之前我想把我姐的一些罪行向你和盘端出，包括我做这些事情的动机。虽然，我的表白是无力的，但是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法官您陈述我以前的一些行为的动机和目的。 

　　当我还是一个12岁的小孩的时候，我对电话系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这个年龄段，任何一种吸引都会是具有魔力的。我知道电话网络系统仿佛是一个虚拟的空间伸延到了每一个家庭和所有的商业机构，伸延到了世界上每一个国家，而且在我出生以前，它已经存在了将近几十年，即使是我死后，这个网络也还会一直存在在那儿。对我而言，一条电话线就象征一个遍及全球而又是永恒的事物。 

　　在我十多岁的那些年里，我在一地方大学的工程图书馆里开始了我的求知学识过程，我看了很多书籍和技术期刊，这些不够满足我的好奇心，我跑到电信局周围的废弃物倾倒处，从那些废弃物中寻找我感兴趣的东西，有时候我能够找到一些操作手册、一些计算机打印出来的文件，、甚至还能够找到一小块计算机设备，就是通过这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在脑海里我对网络产生了一个初步印象。我把我的印象同另外一些爱好者们交流，有时我们也会找借口给电话局的职员打个电话了解一些情况，最终我们未经授权就进入了电话公司的计算机网络系统。 

　　1983年，也就是我17岁那年，我停止了我的业余工作，进入了一个地区公立学院学习计算机课程。过了一段时间，我申请进入了一所私立的计算机学校。虽然我在入学考试中表现很出色，但是我还是没有被录取，因为我没有高级中学教育的经历。这样，我只有想办法在计算机方面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工作，在工作中我可以提高我的技术水平，同时也能够获得一份养活我的工资。 

　　1984年10月，我在加州找到了一份计算机操作员的工作，我做得很好，三个月后我得到了提升。我的老板约见了我，在我们会谈中，他惊奇地发现我使用了一个电话系统方面的术语，这个术语是我在做黑客的那段时间里学到的。一年以后，我问到他关于电话系统方面的问题，很快我发现他对电话系统的兴趣并不比我低，而且也常常通过同样的黑客方法进行一些未经授权的活动。于是，我们合伙进行了一些有如战争故事般精彩的黑客活动，他给我买来一大堆相关的手册，我对于黑客行为的兴趣达到了顶峰，黑客活动也到达了一个新的境界。 

　　1988年1月，我的行为使我成为了由联邦调查局和贝尔电话公司联合组成的一个专题调查小组的调查对象，虽然那时他们并没有对我提起任何诉讼，贝尔公司的安全部门与我的老板进行了接触，不久我被解雇了，我感到我在计算机企业继续呆下去的前途变得十分暗淡了。 

　　我又回到了洛杉矶，我感到生活十分空虚，总想找些事情来填补这些空虚和无聊，于是我又找回了我以前的爱好：黑客活动，也许只有电话网络的错综复杂和耐人寻味才使得我纷繁复杂的生活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现在，我可以长时间地在网络上游荡了，我发现网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中有许多分散的小系统，错综复杂而又变幻多端，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研究电话交换系统是怎样工作的，有时我也研究一个小系统，即使是网络的一个小部分也要比最新的高速数字式计算机要快得多。我一直不停地试图了解电话系统是怎样工作的，试图将我所了解到的一切又重新运用来指导我被指控为有罪的电子入侵。 

　　最初，我入侵网络的目的是通过这条途径学到更多的知识，从某种意味上讲，我还把这些网络当作是一种神秘的东西，在电话交换系统中心的计算机网络空间里，在充满了声光电设备的空间里，我找到了一种使自己强大了许多倍的梦幻般的感觉。 

　　当警方对我的调查继续进行时，我渐渐感到，我和我的朋友、我的家庭都可能成为贝尔公司保安部门和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对象，这种担心使得我不得不采取办法了解到这些机构所使用的物理的或电子监视方法，于是我进入了这些机构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当然我进入这些网络都属于未授权的和非法的，但是我只是想了一到这些网络里关于警方在如何对我采取监视方法，而对于别的信息则根本不感兴趣，也没有进行任何有破坏性的行为。 

　　在狱中的三年半时间（注：入狱五年，候审时间已经用去了一年半）里，我有更多的时间用来思考，有更多的时间来自我反省和更新。当我把我的行为同其他一些黑客相比较，我感到了一个明显的不公正，我了解另外一些黑客，他们的黑客行为可能要比我的危害性要强得多，这些黑客利用他们所掌握的计算机技巧怀着恶毒的目的在计算机网络空间里进着破坏性极强的活动：他们或偷窃机密情报或施放病毒或偷取钱财或破坏网络中的数据信息，但是由于这些人的手段更高明，而且又都是偶尔为之，因此他们都逃脱了警方的监视或者就根本没有受到有关安全部门的注意。因此细想起来，我还‘不算是太坏的”。 

此致 
卡文·柏森 
1995年1月9日 


　　五年的牢狱生活对柏森来说也许是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段时光，而从监狱出来后的三年时间里，他又被禁止接触计算机，哪怕是摸一下键盘，因为他曾被警告一旦接触到计算机就将他重新送回到监狱，这并不是对他的讥讽；在图书馆里，他不得不请求图书馆馆员帮他把计算机索引里的文件给他调出来，实际上。他的计算机技术比这位图书馆员也许要强一千倍。 

　　他想接受高等教育，于是他选择了英国文学这个专业，这个专业与计算机相关性最不大。他需要工作，但是几乎所有的公司都要求使用计算机，于是他只有在一个城郊的杂物店里当售货员。 

　　现在，他同他的父母住在一起，鉴于对柏森的禁令，他家的新计算机不得不搬进了仓库锁起来，他不得不想办法去找一合声控的计算机或者家驾驶由计算机芯片控制引擎的汽车来过过瘾。 


　　潘戈与平衡计划 


　　这是一个伟大的构思：平衡东西方，帮助落后的国家追赶超级大国，缩小所有商业对手的差距，使世界两大集团在军事领域保持均势。这不是出自什么政治家之口，而是黑客潘戈与他的朋友们的目标。播龙与他的朋友们正以自己手中的电脑执行着他们的任务。 

　　潘戈原名汉斯·亨里克·胡伯纳，但人们都习惯于称他潘戈，而他的原名正逐渐被人遗忘。小汉斯1968年7月出生在西柏林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汉斯在很小的时候就比大多数小孩子更耿于幻想。重建中的西柏林堆满了碎石瓦砾，地下通道纵横交错。对于淘气的汉斯来说，这是他施展想象力的游乐场，也许正是这些带有神秘气息和四通八达的地下通道，使汉斯初次领略到了“网络”的乐趣。 

　　80年代初，英国打开了西德的电脑市场。随之，美国的各种品牌电脑也蜂拥而至，汉斯最初在电脑上的表现，就注定了他会成为一名伟大的黑客。1982年，汉斯的一个好朋友从同学那里借来了一台笔记本便携式电脑，汉斯马上就开始在电脑上编写程序，仿佛他已经编了一辈子。没多长时间，汉斯和他的朋友就自己组装了一台完整的电脑，这台非常简陋的电脑使汉斯真正体会到了二进制世界的神奇美妙。小汉斯还沉迷于电子游戏，他最喜欢玩的游戏是“潘戈”，他经常通宵达旦地呆在电子游戏厅里玩着“潘戈”大战怪物“斯诺比”的游戏。直到有一天，警察找到潘戈的母亲，告诉她汉斯长期逃学在电子游戏厅玩游戏，汉斯才不得不对游戏说“拜拜”了。 

　　把汉斯带进了计算机通讯世界的人是他的一位同学巴尼莫·齐维洛。一天晚上，汉斯来到巴尼莫家中，巴尼莫向他示范怎样能使用调制解调器拨通西柏林的电子公告牌。在登录前，巴尼莫让汉斯为自己起一个名字，汉斯不假思索地用了“潘戈”这个名字。从那晚起，汉斯就成了潘戈，而潘戈则如同沉迷于电子游戏一般陷入计算机的罗网中不能自拔。那天晚上，潘戈成功地闯入了麦道公司建立的迪姆网。虽然巴尼莫的那台计算机的调制解调器速度慢得惊人，但潘戈感受到。通过网络一个全新的世界已经向他敞开了大门。 

　　1985年初，潘戈通过迪姆网的连接成功闯入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个高能物理研究中心。他与那里的一位系统管理员聊了一会儿，那位管理员似乎很高兴与一名来自西德的黑客互道问候。但紧接着，潘戈遇到了第二位系统管理员，他让活戈赶快滚出直线加速器中心的计算机系统。这位管理员的不友好态度激怒了潘戈，使他的脆弱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潘戈编写了一个循环程序，并传送到直线加速器中心的计算机系统里运行。这个程序运行起来就像连锁信一样，它可以不断的互相复制，一变二，二变四如此循环不止。这是耗尽计算机资源的最有效的方法。不到1分钟，计算机系统就因为不堪负荷而陷于停顿。 

　　1985年底，潘戈与一个黑客组织——汉堡的混饨俱乐部取得了联系，并前往汉堡参加了混饨俱乐部的舞会，混饨俱乐部的舞会使潘戈大开眼界，也让他认识了自己黑客路上的同伙海格巴德·塞莱思。那年，潘戈已经17岁了，在混饨年会上，他打扮得更加引人注目。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搭配着他一头染黑的长发出现在大会上，很快他就在俱乐部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在众目睽睽之下，潘戈侵入了在美国的一台数据设备公司的计算机，用DCL计算机语言在上面编写程序，设置了电子公告牌。黑客们可同时在大洋另一岸的这台计算机上登录，并在上面进行对话。 

　　不久，海格巴德把潘戈介绍给了汉诺威的黑客圈子。潘戈立即喜欢上了这个自称‘做特斯特利511”的黑客组织。在汉诺威，潘戈发现这群黑客与他西柏林的黑客朋友以及混饨俱乐部年会上遇到的黑客截然不同，他们反对权威，但不涉足政治。对他们来说，毒品与计算机密不可分。在这里，潘戈认识了海格巴德的挚友，包括德克奥托、布热津斯基，绰号道伯，。以及彼得·卡尔和马库斯·赫斯。潘戈与他们一道从事着黑客活动。 

　　1986年，通过黑客活动挣钱的想法在西德出现，汉诺威黑客集团也决定出售他们的计算机能力。卡尔、道伯和海格巴德开始商量着如何与苏联人做些交易。他们的想法非常简单：一方面，他们是可以进入最敏感计算机的黑客，并可以从这些计算机上窃取非常机密的文件。另一方面，苏联人也正需要他们提供的软件以赶超在技术上比他们先进的西方国家。而且他们认为，向苏联出售军事和科学情报，可以使世界两大集团在军事领域保持均势。这么做的目的完全是在为世界和平做贡献。按照这样的思路，他们把这个计划命名为“平衡计划”。 

　　1986年9月，卡尔驾车从汉诺威到西柏林，然后乘地铁到东柏林找到苏联贸易代表处。他对卫兵说他有个商业建议，想与代表处的人谈谈。他相信代表处的工作人员全都是克格勃。半小时后，出来了一个人，问卡尔有什么要求。卡尔解释说，他是来自西德的电脑黑客，能够搞到一些“有趣”的信息，不知是否能做点交易。那人点了点头又走进去。10分钟后，走出来一个高个子黑头发的男人，自我介绍说他叫谢尔盖，然后把卡尔带到另一间屋子里。 

　　卡尔再次讲述了他的来意。谢尔盖似乎不大明白“黑客”是什么意思，卡尔尽其所能做了解释。他说黑客可以闯进许多西方的计算机系统，获取从高能物理研究机构到银行的种种情报，他愿意把相应的黑客技术及美国的一流军用计算机系统的登录名和口令一次性卖给苏联人，条件是买方一次性支付100万马克。谢尔盖吃了一惊，但没有说什么。 

　　谢尔盖告诉卡尔，他对他所说的东西很感兴趣，但他还不可能为一些他还没见到还没弄清的东西支付100万马克。他要卡尔下次带一些样品来，以便他拿到莫斯科进行分析。如果莫斯科认为，情报确实值100万马克，他会把这笔钱交给卡尔。随后，谢尔盖提出要看一看卡尔的护照，并在护照上做了一些记号，便离开了房间。不久，谢尔盖就回来了，并告诉卡尔，他只要带着这本护照，不管是在弗雷德里克边境还是在波赫马边境站，他都会来去自由，没有人会阻拦他的。 

　　两天后，卡尔开着道伯的车来到波赫马边境站，果然，警卫只看了一眼他的护照就挥手放行。这次他交给了瑟吉一些样品。两星期后，莫斯科有了回音。样品里的确有些有趣的东西，但还远远达不到莫斯科的要求。100万马克是没戏了，但谢尔盖表示，彼此仍可以做点交易。苏联人希望得到有关雷达技术、核武器和星球大战计划的资料。要是能弄到VMS和Unix 操作系统的源代码、编译程序以及CADCAM软件，西德黑客们将不会空手而归。此外，谢尔盖还告诉卡尔，他在莫斯科的客户还希望得到美国阿斯顿一泰特公司和波尔兰德公司的软件。 

　　在1986年底，卡尔几乎每周都要到雷普齐格去见谢尔盖。但谢尔盖对卡尔提供的东西越来越不满意，开价也越来越低。他强调说，他的兴趣在于美国军事计算机里的信息。源代码和编译程序。卡尔有些着急，他不想让平衡计划付诸东流。他决定带活戈来见谢尔盖，并对谢尔盖吹嘘潘戈是一个极为出色的黑客高手，并精通VAX计算机，他能够找到苏联人想要的东西。 

　　邀请潘戈参加平衡计划并不是一件难事，当道伯告诉潘戈，平衡计划需要一个懂VMS操作系统的专家时，潘戈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表示愿意参加他们的计划。一天晚上，潘戈在新加坡的计算机上登录，找到了他准备带去给谢尔盖的见面礼，一个被称作“安全包”的VMS 操作系统的安全程序，它可以使系统管理员随意调整计算机上的特权等级。 

　　当谢尔盖把卡尔和潘戈迎接进办公室的时候，潘戈就感觉到这次会晤不会非常顺利。果然，谢尔盖对潘戈的成果并没表示出很大兴趣。但潘戈并没有因此泄气。毕竟克格勃方面聆听了他一个小时的谈话。潘戈认为，如果他干得好，苏联人会为他提供一台VAX计算机的，而这正是潘戈梦寐以求的。 

　　平衡计划成为潘戈走向职业化黑客的阶梯，潘戈希望成为的不是一名普通的黑客，而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黑客。 

　　就在不久后，汉诺威黑客集团的一名成员马库斯·赫斯也加入了平衡计划，马库斯是个优秀的程序员，在很长时间内，他一直过着双重生活，他的公开生活是福克斯程序员的兼职工作，而他的秘密生活则是在计算机世界里游曳。 

　　1986年10月的一个晚上，马库斯在与道伯和海格巴德喝啤酒时，隐约感到他们俩有事瞒着他，并且在他面前说话遮遮掩掩。果然两周后道伯找到马库斯，提出要与他做笔生意。他要马库斯拷贝一份伯克利UNIX操作系统的源代码，并告诉他，他会收到酬金。马库斯二话没说就同意了，因为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件很容易办到的事。直到有一天道伯用严肃的口吻告诉他，UNIX的源代码已经卖给了苏联人，马库斯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知道自己、卡尔、道伯、海格巴德和潘戈已经建立了一个给苏联人提供情报的间谍组织。但马库斯并没有因担心而终止其黑客活动，对他来说间谍活动是种刺激。 

　　在见到谢尔盖后，潘戈用于黑客活动的时间更多了。有一次，他还闯入了罗特斯发展公司日本分公司。其实，并没有什么理想主义或政治因素驱使潘戈为苏联人干活，潘戈对政治没有多大兴趣。潘戈也认为自己做间谍活动不是像卡尔他们纯粹是为了钱。他认为作为一名有人付钱的黑客，到东柏林去与苏联人谈生意仅仅是他在计算机前生活的延伸。他相信，黑客是有价值的，他正是在实现着黑客的价值。 

1986年底，潘戈从东柏林回来后几个星期，卡尔给了他一笔支付电话费的钱，但潘戈并没有用这些去使用合法网络身份识别码进行黑客活动，而还是在偷识别码进行上网。由于潘戈经常偷窃网络身份识别码，在1986年底，惹出了一场大麻烦。西德工程师联谊会发现有一个月的电话费竟然是平时的100倍之多。他们向邮电部提出投诉。邮电部经过调查，发现有人使用非法获得的网络身份识别码，用该公司的电话账单拨打X－P国际数据网。12月1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您对本文章有什么意见或着疑问吗？请到论坛讨论您的关注和建议是我们前行的参考和动力